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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

　　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湖南省资兴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10年间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人民眼·就业优先）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引子

　　年过四十的高坡村村民陈霞没有想到，从学校毕业21年后，还能有机会重返课堂，并在一年半内两度参加技能培训，“不仅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还通过了职业技能培训考试，获得育婴师初级证书，实现了收入翻番，这得益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在高坡村所在的湖南郴州资兴市持续开展10年。

　　资兴市是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不足40万，2012年下岗工人、生态移民等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14万。当年3月，资兴出台“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使新增劳动力掌握1至2项就业技能，让已从业者创业技能不断提升，实现培养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目标。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市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国务院2018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累计培训9万余人次，农村家庭参训率达80%，全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由10年前的不足10%上升至60%以上，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近日，记者走进资兴，探寻“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如何让劳动者一技傍身好就业、就好业。

　　健全长效机制

　　整合“普惠式”技能培训资源，加强对适龄劳动力动态管理，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

　　左手稳稳托住头颈，右手轻轻擦拭，育婴师陈霞为新生儿洗澡时动作娴熟利落。“婴幼儿洗澡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不小。”陈霞说，2021年6月参加“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婴幼儿卫生保健、生活照料、安全防护等方面知识，如今已成为一名专业月嫂，月收入从过去的1800余元提高到目前的近4000元。

　　陈霞所在的高坡村是移民安置村，人均耕地少。陈霞一家四口的开销，过去主要靠丈夫在外干装修。随着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各项家庭开支增加，她想找份工作贴补家用，但苦于没有手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

　　在资兴，很多城乡劳动者像陈霞一样，有务工意愿、缺一技之长。2009年，曾以煤炭开采为支柱产业的资兴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快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据2012年统计数据，资兴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4万人，其中煤矿下岗失业工人5万多人、被征地农民3万多人、纳入国家环境保护项目的生态移民6万多人。

　　“一头是‘就业难’，一头是‘招工难’。”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小周说，2012年，全市就业人数20余万，其中专业型、技能型人才不足10%，全市八成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工人短缺。

　　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应运而生。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开展之初，资兴市同很多地方一样，技能培训也存在管理条块分割、资金分散等问题。

　　对症施策，资兴市设立“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牵头，通过整合人社、农业等15个有培训任务部门的项目和经费，实现统一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审批、统一培训基地、统一培训政策、统一跟踪管理。加大各项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整合力度，资兴市每年可以确保投入约5000万元用于劳动力培训。

　　2022年下半年，资兴市东江库区管理局提出开办果树种植培训的开班申请，为移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市农业农村局也有相关计划，培训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农村经营服务站的培训方案也与果树种植相关。“对于培训内容相关、培训主体重叠、培训时间相近的计划，我们通过协调予以整合，让培训资源用在刀刃上。”黄小周介绍。

　　最终，培训班由东江库区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村经营服务站3家单位共同组织，对50名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及种植大户开展培训，实现了“1+1+1＞3”的效果。

　　“健全长效机制，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摸清适龄劳动力底数是又一关键。”黄小周说，资兴建立了市、乡、企业三级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按人口普查的方式，逐村逐户逐项登记，录入了8.4万余户19.5万多名16至60岁适龄劳动力信息，其中农村人口超过六成。同时，以乡镇人社专干为主体，建立了一支乡、村两级培养专干队伍，对适龄劳动力实施动态管理，培养专干定期走街串户上门宣讲动员，有针对性地为就业创业重点群体推荐培训课程。

　　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听了回龙山瑶族乡人社专干杨鹏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细致的讲解，陈霞不由动了心。翻开培训课程目录，家政服务、农业种养、烹饪、特种装备操作等专业培训赫然入目。结合兴趣爱好和市场用工需求，陈霞最终选择了2021年6月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结业后，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月嫂工作，收入比过去翻了一番。

　　尝到技能提升的甜头后，陈霞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更上心了，相关部门也通过学员微信群，定期将相关培训信息推送给她。2022年11月22日，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正式开班，陈霞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本次培训共计50个名额，开放报名3天后，申请人数达到了近80人，受欢迎程度超出组织者的预期。

　　“培训送到家门口，就近择业有门路，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技术饭’、端稳了‘就业饭碗’。”黄小周介绍，这些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早已不仅仅面向第二产业培养人才，“凡是有益于一、二、三产业发展提质的人才培训，全部纳入这一工程。”

　　提升培训质量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参加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陈霞担任班长。走进资兴市金达职业培训学校教室，高级育婴师曹丽娜正在讲授婴幼儿护理及早教理论，陈霞和同学们时而目不转睛盯着投影屏幕，时而埋头记笔记。作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证的育婴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员，曹丽娜有着11年的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经验。

　　“整合培训资源，汇聚优质师资。”资兴市职教中心主任齐振煜说，资兴市协调职中、电大、劳动技校在内的10多家机构职教资源，成立了市职教中心，与市职业技术学校合署办公，具体负责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从省内外聘请了31个专业领域的48位专家组成讲师团，形成了以市职教中心为主、18所乡镇农校和培训基地为辅的职业培训网络。

　　左手握拳按压肚脐，右手同时按压左拳，曹丽娜双手兜住仿真塑胶娃娃腹部，为学员们现场演示婴幼儿气管吸入异物后的急救措施，同时辅以详实的三维动画，说明如何通过肺部残留气体形成气流冲击异物的具体原理。随后，学员们3人一组围坐在桌前，按照曹丽娜刚刚讲解的细分步骤分组训练。

　　“强化专业技能，重在实操训练。”曹丽娜介绍，金达职业培训学校作为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定点培训机构，从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聘请具有丰富临床医护经验的主任护师，定期为学员们讲授“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基本护理方法”“婴幼儿应急急救措施”等专业医护课程。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中的实操课程占总课时比例已达八成以上。

　　“这些年，我们的教学模式也在摸索中不断发展。”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刚启动时，曾办过一次以养殖农户为对象的培训课程，“一开始参训养殖户热情很高，结果上了三五次课之后，纷纷推托家里有事，不来上课了。”

　　“据部分学员反映，当时授课教师讲授内容过于偏理论、轻实践，有些培训内容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齐振煜说，从那以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坚持以促进就业创业为目标，瞄准就业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设电焊、汽修、酒店服务、家政服务、病房陪护、育婴、电子商务等实用技术培训，有效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机声隆隆，电机飞旋，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工人巡检时发现脱硫浆液循环泵振动过大，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检修公司锅炉环保班技术员何夏雄。经过细致查验，故障很快得以排除。“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何夏雄感慨，是“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让他从一名跟班学徒成长为专业技术工人。

　　“‘订单式’培训精准输送人才，为企业打造了一支专业检修队伍。”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培训部门负责人谢艳芳介绍，检修工作技术要求高，但在设备正常运转期间，企业难以组织培训，只能利用设备停运间隙进行，导致企业自主培养检修人员的时间成本高，“一名合格的检修员需要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左右，方能独立上岗。”

　　谢艳芳说，由于学徒期间待遇相对偏低、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等，企业技术类员工流失率长期居高不下，以至于每个月都要招聘新员工，培训难题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诉求后，与公司一起制定了联合办班的教学方案，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检修学徒培训。彼时，何夏雄刚进厂当学徒，经过近3个月的系统培训，他顺利考取了《锅炉设备安装工（初级）》证书，实习期从9个月缩短至3个月，提前半年转正，如今已成为带领28名技术工人的团队负责人。

　　摊开一摞统计表，谢艳芳向记者介绍，企业技术类员工月度流失率从两年前的0.9%下降至目前的0.3%以下，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培训跑出加速度，助力企业稳定队伍、提升效益。”谢艳芳说，企业加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以来，技术团队已经从500多人增至900多人。

　　齐振煜介绍，资兴市着力打造“企业下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劳动者点单、政府出资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致力于实现与培养服务对象需求对接精准度高、培训主体素质提升度高、社会服务贡献度高、就业成功率高的“四高”目标。2022年，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共计培训劳动力4013人次，其中紧缺工种培训2572人，占比达64.09%。

　　为解决农村群众集中培训难、白天培训时间少、课堂培训接受慢等问题，资兴市充分发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平台功能，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拓展线上培训，大力推行线上培训与线下管理相结合，方便农民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开展线上培训。

　　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形成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两大类课程，截至2022年底，累计开设专业70余个、培训班1300多期。

　　助力稳定就业

　　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全市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

　　偌大的实训室里，陈霞怀抱仿真塑胶娃娃，正在进行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模拟备考训练。“婴儿吐奶后如何处理？”曹丽娜话音刚落，陈霞用左手扶住娃娃头部，右手轻轻拍打后背，随后将娃娃平放在床上，手掌以肚脐为中心，按照一圈一揉节拍，顺时针轻抚娃娃腹部，直至做完8个节拍。

　　陈霞一丝不苟的动作、衔接流畅的步骤，令曹丽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届育婴师中级培训班开班以来，陈霞每天都会进行10余组模拟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她信心满满。

　　“小小证书作用大，既是培训成效的直观体现，更是找工作时的‘敲门砖’。”陈霞说，2021年6月完成初级育婴师就业技能培训后，她曾去过市里的人才市场咨询，由于没有相关资质和实践经验，投出的简历基本石沉大海。7月顺利考取育婴师（员）初级技能证书后，立即有客户向陈霞表达了聘用意向。

　　打开手机，轻触屏幕，陈霞快速登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后，她的育婴师（员）初级技能电子证书旋即一键获取，培训等级、类型、机构名称和获取证书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方便聘用方在线查询核实。“一证在手，就业无忧。”陈霞说，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含金量高，与她同期培训的学员考取相关资质后，大多数都找到满意且对口的工作。

　　齐振煜介绍，在深入探索“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过程中，资兴市持续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

　　过去，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在地级市层面。各县市区学员办理职业资格等级认证时，需要本人到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现场完成，鉴定流程繁琐，申办周期较长。

　　职业技能鉴定权限能否下放？2012年10月，经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申请上报、湖南省人社厅审核批准，同意在资兴市职教中心设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接受湖南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郴州市人社局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由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家门口就能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乡亲们的培训意愿更高了。”黄小周说，相较于以往到郴州市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新举措为学员平均节约3至5天时间，大幅降低了他们的交通、食宿等开支。对于暂不能下放县级市办理的电工、焊工、叉车驾驶、装载机驾驶等特种行业职业资格等级认证，学员可在郴州市主管部门认可的资兴市内场地完成培训，之后直接到郴州市指定考点参加考试。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已有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齐振煜介绍，资兴电工、焊工、特种装备操作工、育婴师等劳务品牌正在加快打造。

　　“这些年，全市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持续提升，稳定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资兴市委书记杨理诚说，2012年以来，资兴市城镇新增就业6.9万余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3万余人，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6万余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6万余元增长到2021年的3.5万余元。

　　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2017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全省深入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各地要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紧密结合，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截至2022年底，湖南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500万元用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培训农民工57.8万人次，培训后就业43.9万人。

　　《 人民日报 》（ 2023年01月06日 20 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